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保护问题

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保护问题:但法院最后又以不属法院受理范围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这种现象导致艾滋病患者不断申诉、上访,增加了司法成本,给社会安定带来了隐患。

  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保护问题

  一、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及病毒性肝炎的赔偿诉讼纠纷

  这类纠纷案件约占全部咨询量的35%,在各类咨询案件中居首位。可见,获得损害赔偿是艾滋病患者目前最为关注的焦点。

  这类纠纷中普遍关注的重点与热点问题有如下几方面:

  1、法院立案难的问题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而在实践中,艾滋病患者到法院提起医疗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法院口头答复不予受理,却不给不予受理的书面通知,患者无法就不予受理的问题上诉到上级法院,使案件无法进入诉讼程序。他们被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无法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赔偿问题。

  有些案件虽被法院受理并进入诉讼阶段,但法院最后又以不属法院受理范围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这种现象导致艾滋病患者不断申诉、上访,增加了司法成本,给社会安定带来了隐患。

  2、证据搜集受阻问题

  在输血感染艾滋病及病毒性肝炎的案件中,患者要证明输血的事实,病历是主要的证据,因而复印住院病历是成功诉讼的第一步。尽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患者有权复印或复制有关病历,一些医疗机构仍拒绝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需要卫生行政部门及其他职能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实践中,医院知道患者要主张权利后,往往不同意复印病历,造成患者收集证据困难,还有的医院丢失病历。因此,一些患者因没有病历证明其接受治疗的事实,无法向法院起诉;即使进入诉讼,因没有病历,增加了事实审理的难度。

  3、艾滋病患者后续治疗费如何确定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赔偿诉讼已有一些先例,但后续治疗费赔偿标准及赔偿方式还缺乏统一的规定。从判决结果看,败诉的医疗机构的赔偿金额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各地法院判决差距较大,这样,法律的公正性难以体现。艾滋病患者目前是不能治愈的,他们需要进行持续的治疗,一旦治疗中断,生命、健康会受到严重威胁。

  医学专家和立法者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艾滋病治疗的特殊性进行研究探讨,在相关立法中,确定后续治疗费的赔偿方式及赔偿标准。具体可参照下列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根据感染者的平均存活年限,一次性赔偿医疗费10-20年,不够再另行起诉。这种方式有利于病人的治疗,因为赔付的数额直接决定病人治疗的方案,艾滋病人的治疗是需要花费大量金钱的。

  第二,考虑感染者不确定的存活年限、治疗的持续性及今后医疗技术的发展,可判决每年赔付一定金额治疗费至治愈时止,若每年的治疗费不够可另行起诉。

  4、国家的救助和救治措施能否代替损害赔偿的问题

  究竟国家的救治、救助措施能否代替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有很大争议。有些法院以国家采取了救治、救助措施为由,驳回了当事人的起诉;也有些法院认为,虽然国家对艾滋病人有救治、救助措施,但这不能抵消医院的赔偿责任。

  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及卫生部据此制定的相关政策,既没有规定接受国家救治、救助的艾滋病患者不能再向侵权人提起民事赔偿;也没有规定侵权人对接受国家救治、救助的患者不承担赔偿责任,更没有规定法院对接受国家救治、救助的患者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如果受到他人的非法侵害,则需要给其充分的法律救济。法律救济方式之一就是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目的在于恢复受害人被损害的权利,弥补受害人受到的损害,惩罚违法侵权人,警示其他人。

  如果因国家对受害人有救治、救助措施,法院就驳回受害人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的请求,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侵权人对其违法行为不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法院免除或抵消了侵权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这种做法违背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不符合我国的立法宗旨,势必导致侵权人怠于限制、约束自己的违法行为,也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消极的、不利于规范合法行为的模式,使其他人疏于自律和反省,不自觉地收敛其行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法律的威严也将受到挑战。

  二、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保护问题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在一些咨询案例中,一些怀疑自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人,不敢去检测。他们不了解卫生机构对疫情的发现、报告及管理制度和措施,担心确认后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情况被社会公众特别是周围人知晓。也有一些患者被确诊后,个别媒体未经患者同意,公开报道了患者的个人信息,且报道对患者的图像时未作技术处理,患者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些地方政府艾滋病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在慰问关怀艾滋病患者时,由于其身份,往往无形之中暴露了其工作对象的身份,这样,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也未得到充分保护。

  因此,各级卫生部门在宣传、动员、组织、实施、管理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同时,应做好咨询和检测服务的保密工作。媒体应加强保护患者隐私的意识,加强职业道德,在对类似案件进行报道时,应遵守保护艾滋病患者权益的原则,避免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伤害。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应掌握工作技巧,即便实施救助关怀,同样也要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尽量消除暴露患者身份的隐患。

  三、艾滋病患者接受治疗的权利问题

  一些艾滋病患者在感染了艾滋病的同时,又患有其它疾病,需要手术治疗或其它专业治疗,但一些医院对这类患者往往拒绝收治,拒绝手术,甚至对已经收治住院的患者,发现是感染者后,促其出院。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41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提供艾滋病防治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医生没有理由拒绝救治病人,正如士兵不能拒绝上前线一样。艾滋病患者和其他普通人一样,享有医疗的权利。医疗机构不应将艾滋病患者推出大门外,拒绝治疗。对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医疗机构应严格遵守医疗技术操作规范,根据病情采取相应的治疗和必要的控制传播措施,如按照规定对手术使用的医疗器械进行消毒等。

  由于医疗工作是一种有风险的职业,其职业伦理要求不能拒绝病人的治疗,建议为医务人员建立职业保险机制,对执行医疗行为中接触患者,或接触被污染的医疗器械而意外伤害,致感染传染病的医务人员,给予除工伤保险以外的特殊职业保险。

  四、艾滋病患者的受教育权问题

  在咨询中发现,一些高等院校包括民办高等院校,在知道学生感染艾滋病毒或其家人感染艾滋病毒后,动员学生退学或让其提前毕业。《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艾滋病患者和其他健康人一样,享有进入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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